警大队，大队领导说中心马路归一中队管，要他们去一中队。

他们又去了一中队。

一中队长说他是执行的大队长的命令，要他们去大队调查。

调查组让一中队长在根据他说的话录的材料上签名按手印，不想他竟然说调查组拿他当作犯罪嫌疑人，死活不签。

调查组电话请示了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与中队长直接对话，说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在材料上签字，二是停职检查。

中队长根据调查组的要求在案卷材料上签名按上了手印。

调查组二次返回交警大队时，大队长丘连民办公室已经是铁将军把门，办公室的所有人都说不知道大队长去了哪里。

大队教导员请调查组的四名同志吃过饭再走，调查组的组长说：“我们有纪律，在调查工作整个过程中，不能接受任何人的任何招待。”

连续三天，调查组到交警大队每次都不见大队长丘连民，很显然他是故意躲避调查组。

到了第四天，调查组只过去了一个人，送去了区纪委限期要他去纪委配合调查的通知。

当天下午，丘连民去了区纪委，他承认肖振理给父亲搞路祭时的交通管制是他批的，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四个交警也是他安排的，但是他批准实行交通管制，也就是通常说的封路是为了行人的安全考虑，安排人维持的是市区的秩序，与谁家路祭没有关系。

调查组长问他：“那个地方一年当中有多少次搞路祭的？”

丘连民说：“没有多少次。”

“没有多少次是多少次？”

调查组长是区纪委的重案室主任，富有办案经难，不放松地追问。

后面，他又加了一句：“那个街就在区委大院附近，一年封几回路我们也都清楚。”

丘连民辩解说：“别人家死人没有到那里路祭。”

“为什么他家死人要在那个地方路祭？”

调查组长穷追不舍。

“因为那个地方过去曾是土地庙。”

政法委派出调查的两人中一人是公安局纪检组长，他问道：“别人在那里搞路祭，你们交警是不是也封路、派人维持秩序？”

丘连民对这个纪检组长很熟悉，他是刑警队长提拔起来的，办案经验很丰富，在他面前只好实话实说：“前两年有人搞过，都被我们驱离了。”

“你认为你批准肖振理家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路祭的做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