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籍上很多经方上描述药物的用量所代表的实际用量与现在不相符的，要进行纠正。

比如汉朝时期的1两与明清时期和现代的1两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伤寒论中记载的很多经方在用量上要远多于明清时期，那是因为后来的大夫们参考的都是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一段话。

即“古之一两，今之一钱”

东汉时期的一两等于现代15.625克，而明朝时期的一钱相当于现代的3克，这中间差着4倍的药量差距，药效肯定是截然不同的。

实际上根据后来考古学家们在各地出土的资料文献和铜权实物可以证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所说的存在着误差的，但是后世的医家们却不认账，即便证实了李时珍说的存在错误，他们也不愿意改正错误。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医家们都是出自温病派，而明清时期温病派的思想在医术界是主流，他们主张用药温和，不用猛药。

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名家们担心用药过猛导致病人出现问题，宁愿治疗效果差一些，宁愿病人们在治疗时的时间长一些，也不愿承担有可能出事的风险。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医家们是谨慎过头了，胆子太小了，这么做等于是把风险全部让病人和家属来承担，大夫们根本就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

与此同时，这么做还带来了巨大的信任危机，因为不敢用药使得处方药效不够无法达到治疗的目的，病人迟迟不见好转，有时反而还加重了病情，这就导致病人和家属不信任大夫，如果仅仅是一个两个大夫这么干倒也影响不大，但是绝大部分大夫都是这种保守的用药思想和原则，这就造成了中医药在民间越来越不受欢迎。

所以叶长青这次召集各省名医大夫们来京开这个座谈会，其目的就是要让国内所有的大夫们都统一想法。

一方面让名医大夫们带头多收徒弟，尽心尽力给弟子们传授医术，不作保留，有了这些名医大夫们带头，以身作则，再加上官方的规定和鼓励，其他大夫们肯定就会执行和效仿。

这样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扩充国内医疗卫生实力。

另一方面就是统一医术思想，让所有大夫们在辩证和用药方面达成共识，不能因为某些大夫在给病人用药时超过了惯用量就进行攻击，官方也鼓励有不同的学术思想，也就是说不限制任何流派的发展，你温病派大夫们要继续沿用以前的辩证用药原则，官方不干涉，但也要允许其他医术流派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