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所短而遗所长，益失之矣。

△《李义山诗注》三卷、《附录》一卷（通行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李商隐诗旧有刘克、张文亮二家注本，后俱不传。故元好问《论诗绝句》有“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语。（案西昆体乃宋杨亿等摹拟商隐之诗，好问竟以商隐为西昆，殊为谬误。谨附订於此。）明末释道源始为作注。王士祯《论诗绝句》所谓“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者，即为道源是注作也。然其书徵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鹤龄删取其什一，补辑其什九，以成此注。后来注商隐集者，如程梦星、姚培谦、冯浩诸家，大抵以鹤龄为蓝本，而补正其阙误。惟商隐以婚於王茂元之故，为令狐綯所挤，沦落终身。特文士轻於去就，苟且目前之常态。鹤龄必以为茂元党李德裕，綯父子党牛僧孺。商隐之从茂元为择木之智、涣邱之公，然则令狐楚方盛之时，何以从之受学？令狐綯见雠之后，何以又屡启陈情？新、旧《唐书》班班具在，鹤龄所论未免为回护之词。至谓其诗寄托深微，多寓忠愤，不同於温庭筠、段成式绮靡香艳之词，则所见特深，为从来论者所未及。惟所作年谱，於商隐出处及时事颇有疏漏，故多为冯浩注本所纠。又如《有感》二首咏文宗甘露之变者，引钱龙惕之笺，以李训、郑注为奉天讨，死国难。则触於明末珰祸，有激而言，与诗中“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诸句，显为背触，殊失商隐之本旨。又重《有感》一首所谓“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者，竟以称兵犯阙望刘从谏。汉十常侍之已事，独未闻乎？鹤龄又引龙惕之语不加驳正，亦未免牵就其词。然大旨在於通所可知，而阙所不知，绝不牵合新、旧《唐书》，务为穿凿。其摧陷廓清之功，固超出诸家之上矣。

△《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通行本）

国朝徐树穀笺，徐炯注。树穀字艺初。康熙乙丑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

炯字章仲。康熙壬戌进士。官至直隶巡道。皆昆山人。考《旧唐书李商隐传》，称有《表状集》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称李商隐《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文赋》一卷。《宋史艺文志》称《李商隐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别集》二十卷，《诗集》三卷。今惟《诗集》三卷传，《文集》皆佚。国初吴江朱鹤龄始裒辑诸书，编为五卷，而阙其状之一体。康熙庚午，炯典